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详尽的询问病史，严格的体格检查，应该是医疗的常规程序，然而，现在这些医疗常规程序早已被吃“最好的”药，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和支付最高昂的费用所替代。

　　年近70的张春林两年前因劳力型心绞痛到北京某大医院就诊。由于检查后被院方告知病情严重，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冠状动脉支架手术。可仅在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他却因两个支架堵塞血管导致的急性心肌梗塞入院。当他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的女儿看到父亲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时发现，父亲当时的病情明明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较轻的心绞痛。

　　然而，遗憾的是像张春林这样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心脏支架手术后的内膜增殖几率是很高的。2010年，北京某三级医院给一位70多岁的男性病人放了几个支架，病人在手术后第二天死亡。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支架本来就无法通过病人血管的情况下，又硬塞入8个支架，导致病人在过长的手术当中心源性休克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竟然给一位病人放入17个支架。放入不该放的支架，这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可仅在2008年一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就有约18.8万人，那么在这些病例中究竟又有多少是不合乎规范的呢？对这一心脏支架滥用现象进行分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仅一枚国产支架就需2-3万元，而进口的更需3万以上。这无非是直接影响医院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2002年，由强生公司研发的支架进入中国，市场定价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高达50%，这使得这种支架的总使用数在国内的使用比例达到了98%，而同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波士顿公司所研制的1.8万元的支架，在其他国家使用率高达60%-70%的情况下，在中国半年的销量却几乎为零：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论文，而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高级职称。

　　现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人再遵守什么样的病情的病人应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了。《2009年中国卫生年鉴》数据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的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至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的人均医疗费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以抗生素的使用为例：在美国一些大医院进行心脏病手术无需抗生素，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无菌的手术环境中还需要使用抗生素那是代表医生的无能，而在中国的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高达80%，直接造成患者体内的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上升至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上升至30%-40%。

　　山东某县曾做过一项调查，在随机抽取的几百份门诊处方中发现，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中只有两个药品，而村里的一张处方都有四个药品。另外，在村卫生所这种根本不建议使用针剂的地方，处方中针剂的使用率却达到了63%，有数据显示，在中国85%的药品是由医院卖出的。

　　过度医疗还表现在医疗检查方面。一是由于医院的经费不足，为改善医疗条件就只能想办法创收；二是医生的“自卫”行为，为避免医疗事故之后的麻烦，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在对300名全科医生的调查中，98%的人承认有过度医疗检查的事实，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吃官司”。

　　专家表示，想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设定好过度医疗的标准。同时，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管网络，进行医院体制改革，使公立医院成为真正的公益化的非营利单位。同时，我们也希望患者能成为明白的就医者，尽可能的选择简单便廉的中医药，躲开过度医疗，保障自身权益，以得到真正的健康。